[47] 这个批复的亮点，在于法院是将宪法劳动权规范当成了论证的依据（尽管该批复未能指明宪法上的具体条款），但它的缺陷也正在于此。

监察执法遇到的新情况仍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 界面新闻：监察法的立法背景是什么？ 秦前红：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监察体制的问题，原先的想法是小修小补，对行政监察体制作一些完善，后来中纪委承接了重大改革议题制度设计的任务，不同意小修小补，要伤筋动骨，才把行政监察体制变成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行政监察的范围太狭小了，行使实质监察职能或者反腐败职能的除了行政监察以外，还有审计、纪检、检察院等，这些反腐败的力量需要做一个整合，所以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体制性的改革。界面新闻：当时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秦前红：可以说，法院是政治性和专业性混合的产物，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的定位也不清晰。

司法体制改革大体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秦前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元年，是中国司法体制的恢复、重建和发展阶段。就算死刑犯，隐姓埋名二十年，过了案件的时效，就不再追诉了，为什么法官要终身问责呢？我觉得，这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您怎么看待这次修法，有什么建议？ 秦前红：今年的修法，是对监察体制改革的回应吧。界面新闻：比如哪些新问题？ 秦前红：安徽芜湖有一位监察委主任，刚任命，升职去做政协主席。所以不能一刀切去地方化，起码在人财物的统管方面，地方要履行保障责任。

从灾难中恢复，建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层面上制定了多部重要法律。客观上是由于21世纪初经济的发展，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整个社会对规则体系的认知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法院的期待值极大提高了。司法去地方化不能一刀切，在人财物的统管方面，地方也要履行保障责任。

国际追逃也和监察法有一定关系，因为监察法是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对于制定出什么样的民法典，既有兴奋的情绪，也有惴惴不安的情绪。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媒体合规地展开监督，案件要及时的宣判，不能久拖不决。员额制改革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秦前红：员额制，是法官队伍精英化、职业化的发展方向。

筛选出来的法科教育背景出身的人，将来会建立一种共同体，有共同的法律思维、法律能力。司法要对社会产生的争议给予一个决断，避免社会进入无序状态。

我同意要有监督，但我不同意终身问责的说法，这不够科学。那么，新来的监委主任如何任命，以前的怎么辞职，监察委的条文里没有规定辞职程序。界面新闻：现在设立专门法院，比如知产法院、金融法院、互联网法院等举措，能不能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轮司法改革明确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压实法官的责任。司法去地方化不能一刀切 界面新闻：201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司法去地方化是不是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秦前红：我们对司法的功能有一种期待，按照这种期待，去寻找配套的制度。

秦前红：现在修改法官法，法院、检察院组织法，包括法院内部的相关文件规定，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改革的决议，都写入了司法责任制的内容。但另一种推定是，陷入到本位主义，比如为了提升法院自身的地位，搞一些制度，但在权力配置上未必合适。现在监察委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那还要不要人大的的批准？湖北一个寺庙方丈来找我，说监察委把他作为监察对象。预期不良好，士气也是不高的。

纠错之后，出现一些后续的问题，比如高压问责，法官的声望下降。第二，司法是一个系统，一个冤假错案的形成，是整个链条的原因，审判人员、合议庭、审委会、甚至院长、上级法院等都被裹挟其中。

最初的一五改革、二五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界面新闻：您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良法善治，有一套好的制度，然后这套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这就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所以，司法应当更好地保持自我矫正能力，应该通过改革，确保司法正义，避免出现重大冤假错案。一个冤假错案引发舆论效应，对司法是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是体现了司法的重要性？ 秦前红：司法与正义是相关联的，司法是输送正义的一种方式。哪些人员是监察对象，这个范围不明确。另一方面，可能是不利的影响，即因为改革的冲击，造成整个法院队伍思想情绪的不稳定，落选的人难免有失落感、抵触感，并把这种状态带到工作中去。最高法从1999年开始，开启了一五改革和二五改革，2009年又启动了三五改革。

事实上我们只能实现相对的正义，每个案子得出最具有相对正确性的一个结论。但是，民事、商事、涉外法律审判等新型案件不断出现，法院系统是应接不暇、不堪应付的。

在过去，对主流媒体有效的管理方法是，明确指出哪些案子能报，哪些不能报道。1978年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经历了恢复、逐步推进再到不断深化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和文本意义的改变去观察，是正向的、乐观的。改革要分步、有序地执行，一旦推进太快，法官会产生抵触心理，进而产生消极懈怠的情绪，造成法官队伍的不稳定。

司法应当与舆论、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一定会让司法无所适从。事实上，法官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判案，只能实现相对的正义。司法正不正义，关系到人民对社会的预期，司法要让每个个体享受人权，得到有尊严的对待。界面新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您认为将来要怎样协调公检法三者的关系？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制度设计，提高法院的权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尤其现在各地在推行捕诉合一，这对公检法三者的关系会有什么改变吗？ 秦前红：改变的走势，当下还没有明朗化。

这也是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要去解决的。第二是人权保障越来越突出，比如死刑的范围大幅度减少。

至于经验和启示，我们要从运动法治走向常规法治，在社会的常态运营中，发挥刑法的作用。这一年12月，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正式上线开通，审判全程公开，庭审直播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公开上网等改革措施，在实践推进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推进的？ 秦前红：这些措施的积极效果要加以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公开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解决这个问题，要审判公开、及时裁判、律师去发挥作用、媒体保持适度的监督，巡回法庭也有很多积极的意义，比如上访的数量分散到各地，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也有便民的作用。二是为加强境外追逃工作力度和手段，设立缺席审判制度。

秦前红研究宪法三十多年。后来有大修，也有修正案的小修补。要有适当的问责制度，问责要体现专业化。界面新闻：回顾改革开放40年民法立法的历程，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秦前红：民法是私法里的圣典。

社会的期待是绝对正义。但这还是法院系统的内部改革。

三五改革中，最高法院长王胜俊强调，法院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依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能动司法既要求司法的主动性，又要重视司法的有序性等。三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

省级人财物的统管，其实运作程序复杂，成本很高。实际上信息公开遇到了多重的阻力。